碳排放爬坡国家出现明显分化

　　众多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是目前全球新增排放的主体，多处于碳排放爬坡阶段。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这些经济体希望加快能源和经济结构转型，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减缓气候变化的冲击，总体上对碳中和持支持态度。不过，这些国家在对气候变化认知、能源结构、技术水平和资金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与排放挂钩、平衡减排与增长等巨大困难。面对国际碳中和大潮，这些国家立场趋于分化。虽然出于政治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一些经济体也提出了较为积极的碳中和目标，但国内低碳发展水平差强人意，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

　　印度政策目标与现实间落差较大。印度作为农业大国较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在180个国家的气候变化风险脆弱性排名中居第20位，到2040年，贫困率将因为气候变化将增加3.5%，到2100年印度将损失GDP的3%～10%。但印度面临能源需求增长与减排的巨大矛盾。国际能源署(IEA)预计未来20年印度能源需求增长将占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总量的25%，是增幅最大的国家。总体上，印度认为碳中和目标政治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迟迟不愿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国内对减排争议较大，主流声音认为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为经济发展留出碳排放空间，需要国际社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印度总理莫迪在COP26期间提出到207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际压力。《印度斯坦时报》文章称，印度的净零排放只是空洞无力的诺言，支持一个严格的净零排放承诺是否正确还不清楚，实现碳中和承诺只是服务于印度的外交需要，而对改善印温室气体排放贡献甚微。

　　未来，印度低碳转型将受到对化石能源依赖严重、清洁能源发展不力、财政实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实现碳中和目标难度巨大。一是政策目标设计与实际落实差距较大。环境监管机构长期存在运转资金不足、监管权力受限等问题，各级政府部门无法有效地将各项减排政策落实到位。二是能源需求增长与减排目标冲突。印煤炭发电约占总发电量70%，到2040年，印度能源消耗翻番，其中石油需求增长74%，煤炭需求增长31%。三是能源转型过快动摇现有利益格局。能源转型触及地方政府、国企、工人等多群体利益。恰尔肯德邦、奥利萨邦和中央邦等将煤炭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大幅压减煤炭开采必将引起反弹。煤炭行业总就业(含间接就业)达400万人，约1000～1500万人从辅助就业及煤矿附近社会项目受益，庞大的“煤炭选票”令任何政党都无法忽视。四是资金、技术短板严重。要实现2030年前的相关承诺，印度需要投资2.5万亿美元，但近年来经济疲软，疫情更是拖累财政收入，政府财赤严重。

　　东南亚国家努力平衡增长与减排。东南亚国家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农业、林业和自然资源行业是部分国家的支柱行业，且国内极端贫困水平仍然很高，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全球最易受到海平面上升一米影响的25个城市中，有19个位于该地区，仅菲律宾就有7个，印尼将成为该地区受沿海洪灾影响最大的国家，到2100年预计每年约有590万人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东盟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直接挂钩，重视气候变化将影响经济增长。如在印尼，减排同经济增长的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其煤炭生产和消费高速增长，2016～2020年间年均煤产量达5.31亿吨，预计到2050年达到4.2亿吨，占能源消费的45%。印尼一方面提出碳中和目标，“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不会以牺牲经济为前提追求更为激进的气候目标。2020年9月，印尼议会通过了颇受争议的《新矿业法》，进一步鼓励矿企在不受环境或社会保障措施约束的情况下开采更多煤炭。

　　拉美国家立场相对积极但成效存疑。拉美在减排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多数国家把碳减排视为重要经济发展机遇，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提交了本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等拉美主要国家均提出了碳中和目标，部分国家提出了碳达峰时间表。墨西哥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2017年排放基础上减少22%，2026年实现碳达峰。乌拉圭提出2030年实现碳中和。委内瑞拉提出到2030年其排放量将减少20%。危地马拉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2.6%。智利提出到2025年实现碳达峰。2020年底，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将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016年提出的不超过4.83亿吨更新为不超过3.59亿吨。在2021年4月美国气候峰会上，巴西承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比之前承诺的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前了10年。

　　不过，拉美各国碳中和行动面临的挑战仍不可小觑。一是各国立场和目标差异较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巴拿马和秘鲁等中型经济体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十分积极，加勒比地区国家是小岛屿国家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气候变化立场较为激进。但大型经济体对经济发展更为看重。现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曾对气候治理持消极态度，一度扬言要追随特朗普退出协定，阿根廷和以委内瑞拉为首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并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二是经济社会正面临不少挑战。包括政府更迭对政策延续性产生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不足等问题，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拉美发展遭遇全方位冲击，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加剧，也给地区国家气候治理带来影响。三是政治动荡影响相关政策实施。近年来，拉美国家左右博弈加剧。随着政治力量更迭加快，部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调整，能源政策也有所变化。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与前几届政府不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重视油气开发，前政府的能源改革被搁置。尽管一些国家作出碳中和承诺，但国内政局不稳，减排行动恐有心无力。作者：前沿材料

　　与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欧佩克等主要油气出口大国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更大，特别是国际能源低碳转型加速推进将严重威胁油气出口国的经济支柱，进而影响社会及国家安全。近年来，在全球减排大趋势下，许多产油国的立场也发生积极的变化，俄罗斯、沙特、阿联酋等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长期看，这些国家虽然也会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但近期不希望全球减排行动升温导致油气市场波动冲击本国经济。

　　俄罗斯积极发掘传统能源潜力。俄罗斯经济对油气产业有着惯性依赖，长期以来对脱碳缺乏兴趣和内在动力。正如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马卡罗夫所言，“欧盟将绿色议程和脱碳视为机遇，而其在俄罗斯则被视为威胁”。近来受多重外界压力驱使，俄罗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出现一定的认知和政策转变。2021年7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俄罗斯首部气候领域的相关法律《2050年前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法》，提出2030年俄罗斯GDP碳强度要较2017年下降9%，2050年下降48%;2030年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1990年水平的2/3。10月6日，俄经济发展部提交了最新版《2050年前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苏联解体后俄经济严重衰退，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30年间减少近50%，未来十年即使增排也能轻松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因此，在绿色新政具体落实障碍重重、可再生能源竞争力有限的情况下，俄未来将着力发掘其化石能源、核能、水电及森林碳汇等优势项目的潜力。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国同意“减少”而非“淘汰”煤电，为俄煤炭转型争取了时间，俄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加煤炭产量，以满足亚太地区强烈需求。新出台的“2035年俄罗斯石油工业发展总体规划”“2035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发展总体规划”仍以扩大油气生产规模为前提。俄罗斯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扎瓦尼指出，现阶段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加速矿藏“货币化”，抓紧变现。

　　中东产油国减排以油气稳产为前提。近来在气候变化对生存环境和经济命脉的双重冲击和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下，中东产油国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程度显著增强。阿联酋提出，到203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将相比依据2016年减少23.5%，205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70%。2021年3月，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宣布“绿色沙特倡议”和“绿色中东倡议”，提出要减少相当于全球总量4%的碳排放。伊拉克宣布将投资30亿美元，在2025年永久停止伴生天然气放燃。卡塔尔将国家石油公司名称从“卡塔尔石油”改成“卡塔尔能源”，以示向新能源和低碳化的转型。与此同时，中东产油国还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力度。不过，中东产油国的气候政策是建立在减排与能源生产并行不悖的基础之上的，其诸多减排措施也基于油气产业优势，如发展绿氢和蓝氢、消除天然气放燃和在油气生产中部署CCUS(碳捕集、封存与利用)设施等。产油国希望在确保油气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低碳经济转型，实现双轮推进，一面推进油气增产，一面着手限制油气生产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卡塔尔大力宣传“绿色液化气”，沙特、阿联酋等国则推出了“低碳石油”的口号，强调其油气资源的碳排放强度低，有意将低碳作为其油气资源的新卖点。沙特还主张，不应该将温室气体减排同油气资源减产挂钩，油气行业处在更优先位置上，过于激进的碳中和政策不利于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实践中，中东产油国不仅没有像欧洲石油公司那样减少油气生产和投资，反而纷纷扩大石油特别是天然气的产量和投资。2021年，卡塔尔启动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北方气田扩建计划，拟投资287.5亿美元，将该国液化天然气产能从每年7700万吨扩建至1.1亿吨。沙特2020年宣布将通过开发非伴生与非常规气田，在十年内将该国天然气产量扩充一倍。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也都有大规模的油气增产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