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排放现状概览是什么？
人均碳排放量是西方国家强加的国际话语霸权下的扭曲的测量碳排放的数据指标，也是历次气候谈判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所有的减排目标与责任都是紧紧围绕如何打破这个壁垒而提出的。
“人均碳排放”本身就是个错误的概念
“人均累积碳排放”是将历史上一段时期内各个国家累积的碳排放量求和(中国使用的是1900年-2010年)，再除以该国当前人口数。事实上通过这一公式计算得出的结果在责任主体方面相当一致，从科学的角度看本身就是个正确的概念。
2014年，中国的年均碳排放量约为美国的两倍，而人口数量约为四倍，如果按外国的“人均碳排放”计算，于是按照公式算出人均碳排放量已经几乎相当于美国人的一半。但是实际截至2014年，中国历史累积碳排放为1200亿吨，美国为3500亿吨，从累积碳排放量来看，美国大约是中国的3倍。按照公式计算出人均累积碳排放量实际只有美国的1/12，这一数字是人均碳排放量的近1/6。责任被人为扩大了5倍多。
中国人均碳排放量高?时代》周刊公布了该杂志2019年的“年度风云人物”，16岁瑞典“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被选中，成为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
正如《时代》周刊所说的那样，虽然格雷塔·通贝里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灵丹妙药”，但她“成功引起了世界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转变”。“全球变暖”问题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该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做到“碳减排”。
“人均历史积累碳排放”与“人均碳排放” 谁能理清各国减排责任
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工业时代。特别是自1850年以来，人类使用化石燃料的规模迅速增加，化石燃料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等)急剧增加。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报告，如果要在大于66%的概率条件下，将人为二氧化碳单独引起的升温限制在2摄氏度(相对于1861~1880年)以内，则需要将1861~1880年以来所有人为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限制在790GtC。
在历届的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该承当多少“碳减排”责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从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发达国家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都已经过了峰值点，在近几年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人均排放量随着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提高也在迅速增加，2010年升至G20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16年，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为8.8吨二氧化碳当量，比G20国家平均值高17%。可见，“排放总量大但人均排放低”已经不适合描述中国，但这并不是发达国家推卸“碳减排”责任的借口。
全球碳排放现状概览
1.总量视角
上世纪70年代至今，全球碳排放与全球经济发展基本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碳排放和人均排放均有大幅增长。
从排放总量和增速来看，全球碳排放量与经济总量呈现同步上升趋势，但增速近年来有所放缓。
经济总量与碳排放同步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加大了各经济部门对电力、石油等能源的需求，而电力生产、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使用都会产生大量碳排放。而经济衰退时期，能源使用量下滑，碳排放量也同样出现阶段性下滑，如2008年经济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都带来了阶段性的碳排放量下降。2018年，全球碳排放量达到了目前为止的最高值340.5亿吨，是1965年的3倍。增速方面，随着气候问题逐步成为全球共识，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控制碳排放，碳排放增速开始放缓，直到2019年，全球碳排放增长率已接近0。
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全球人均碳排放量和全球碳排放量基本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在波动中逐渐增长。2018年，全球人均碳排放量增长到了4.42吨/人，较1971年增长了20%。
2.区域视角
从区域结构来看，亚洲在中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下碳排放量快速增加，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地区;北美、欧洲的碳排放量则逐步走低，进入负增长阶段。大洋洲、非洲、南极洲由于碳排放量极小，此处不进行分析。
从区域碳排放总量来看，亚洲是当前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地区，碳排放量远超其他区域。
主要原因是二战后很多亚洲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工业产品等的需求剧增，从而带动了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
亚洲的碳排放量在1985年超过北美洲，在1992年超越欧洲，成为世界碳排放最多的地区，碳排放量从1965年的16.46亿吨增长到2019年的202.42亿吨，增长超过12倍。而欧洲和北美洲年度碳排放量大体上从2008年前后开始逐渐减少。
主要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
1997年，巴西政府提出的“巴西案文”给出了累计排放的概念，该案文估算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排放源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强调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有一定的寿命期，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间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的。
美国学者Smith更是早在1992年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变暖是因为地球暴露于这些气体之中造成的后果，但瞬时排放强度对于变暖的作用相对较小，讨论各国的责任最好是比较按时间累计的历史总排放量。(参考文章：Allocating responsibility for global warming：The natural debt index)
Smith还提出自然债务指数的概念，即将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数据以这些气体在大气的存留时间为权重加成，在平均分配到各国的人口，这是人均温室气体历史累积概念雏形。
与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相比，发达国家提出的“人均趋同”、“祖父原则”、和按GDP比例分配等原则虽从不同角度量化了碳排放权益分配的理念，便于实际操作执行，却忽视了历史排放对当前温室气体浓度升高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