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现状。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情况看，各行政区围绕治理大气污染，已经明确了各方的任务目标、重点任务与具体责任，建立了联合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开展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具体行动。中央为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还采取了“以奖代补”的激励性财政政策。
明确了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目标任务。早在2010 年5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就明确将京津冀区域确定为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的重点区域。2013 年9 月，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近期主要目标和具体指标，统一部署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分工负责的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任务和各自承担的具体责任，凸显了国家对于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视程度。
建立了区域联合防治大气污染协作机制。据易碳家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协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国家正式启动了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以及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负责同志共同参与协作联动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按照“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的工作原则，重点研究协调解决区域内突出环境问题，组织实施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预警应急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中央采取了“以奖代补”的激励性财政政策。为了鼓励和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治理大区污染的积极性，2013 年10 月，中央采取了激励性财政政策，按照“以奖代补”的方式，安排50 亿元专项资金，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大气污染任务最繁重的河北省倾斜。
京津冀同步开展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具体行动。各地按照《细则》部署的任务，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规，淘汰燃煤小锅炉，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污染企业搬迁再造，治理汽车尾气污染和面源污染为重点，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采取了治理大气污染的积极行动，形成了层层行政动员，具体分解任务指标，限定时间节点，重拳治理大气污染的局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从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现状看，虽然国务院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体现了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近期治理大气污染行动目标、具体指标、重点任务和具体责任的统一部署，体现了目标明朗、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特点，国家还专门建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安排了治理大气污染的专项资金，但在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合作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集中表现为京津冀还缺乏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保障机制，缺乏区域内财政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存在着治理大气污染的可用资源与承担任务不匹配现象，制约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环境效益。
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缺乏长效保障机制。据易碳家了解到，京津冀目前还处于跨越碳排放强度高峰的初级阶段，距离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还存在很大差距，还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上升的艰巨任务，寄希望在短期内很快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取得“一蹴而就”的成效是不现实的。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既要靠行政手段，也要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当前京津冀在治理大气污染中，虽然在淘汰落后产能和强制污染企业搬迁改造等方面，利用行政手段能够取得一些成效，但从长期看，还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提供长效保障。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突出的表现是财政金融杠杆利用不充分。就财政政策而言，一是由于矫正利益分配和选择行为的污染排放税，激励节能减排的税收优惠，均缺乏系统性的税收制度安排，影响了税收的行为矫正功能，不利于从利益机制上调动企业治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的积极性。二是各级政府对产业结构改造和治理污染排放投入的专项资金规模有限，特别是财政相对紧张的河北省辖区内的基层政府在促进“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方面的财政资金处于“捉襟见肘”状态，影响了地方财政对治理大气污染的投入力度。三是受制于政府财力紧张等因素的影响，政府低碳采购、绿色采购尚未转化为普遍行动，影响了政府采购引领低碳发展的作用。四是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支持能力方面，京津冀公共财政能力差距悬殊。如河北省的人均公共财力水平仅为北京市人均公共财力水平的18%，仅为天津市人均公共财力水平的22%，即便是考虑到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因素，河北省人均公共财力水平也仅为北京市的29.8%，天津市的38.3%。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各地“单打一”式的财政支持方式，无法取得协同治理的最优效果。
京津冀所以形成了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能力差距悬殊而又缺乏相互配合的局面，关键在于行政体制的“利益樊篱”阻碍了共同合作与相互帮助。即便是在河北省人均公共财力水平与京津差距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在产业跨区域迁移过程中，处于总部经济所在地的区域对分支机构经营地争夺企业所得税的现象仍然非常激烈，把本来应由分支机构经营地获得的企业所得税纳入了总部经济所在地。不仅在税收法律制度上违背了地域管辖权优先征税要求，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准则和规范，也不利于跨行政区之间的项目合作与发展。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从金融政策来看，一是在财税矫正与金融跟进式的治理大气污染方面，由于京津冀的财税矫正作用不到位，影响了商业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积极性，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金融机构贷款，对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缺乏有效支持的内在动力，未能及时跟进到治理大气污染行动中。二是有利于控制污染排放的碳金融交易市场刚刚启动，涉及碳指标配置、碳交易价格等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尚未发挥出金融市场对节能减排和治理大气污染的促进作用。三是在治理大气污染的金融力量方面，京津冀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如河北省人均获得金融贷款仅为北京市人均获得金融贷款的14.4%，仅为天津市人均获得金融贷款的23.07%。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京津冀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能源结构的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效果非常有限。
京津冀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人均金融贷款差距、外汇资金利用差距、人均利用FDI 差距等诸多方面。其中，造成人均金融机构贷款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间信贷指标分配不合理。造成外汇资金利用差距的原因在于区域间外贸进出口差异及其可获得外汇资金利用机会不平等。造成利用FDI 差距往往与区域间相互争夺和拦截FDI项目有着直接关系。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财政金融政策的区域配合。由于受制于行政体制羁绊，京津冀尚未建立区域间财政金融政策的横向协同配合机制。据易碳家了解到，在京津冀人均公共财力资源差距悬殊的条件下，虽然国家设立了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中央财政也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安排了纵向补助资金，但这种带有“药引子”式的奖励资金，不仅支持力度非常有限，也因财政困难地方实在拿不出足够资金治理大气污染，降低了其“以奖代补”的财政引导功能。在京津冀人均贷款水平差距悬殊的前提下，由于缺乏区域间横向的金融政策协同配合，一方面导致人均贷款水平较低的地方因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弱，无法满足其产业改造和治理大气污染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碳金融交易制度不完善，碳排放指标的区域配置不合理，碳排放市场交易容量小，不利于发挥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市场化的金融合作，影响了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成效显著的区域和企业通过出售碳排放权获得市场融资的机会，进而制约了治理大气污染所获得的资金支持。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未能按照区域环境效益最大化要求配置资源。京津冀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层次存在明显的“梯度落差”，导致同等的财政金融资源，投入不同区域产生的环境治理的效益差异很大。其中，落后区域治理大气污染的替代渠道多、政策实施空间大，以治理项目带动的财政金融资源越是投入到落后区域，其环境治理效果越显著。正是由于京津冀在治理大气污染未统筹考虑资源投入上的整体环境效益，而是采取各自把持资源和“各扫门前雪”的做法，这种源于体制障碍、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长效保障机制，缺乏财政金融政策相互配合与区域配合现象，导致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资源的区域错配，降低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环境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