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价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有多大？
7个试点，覆盖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经济水平及形态。各地均选取了重点用能企业或行业，反映出各自不同的经济和能源消费结构。
例如，北京市的重点目标，是大型公共建筑，热力行业和制造业。作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这与日本东京的碳交易体系思路相近。广东的重点覆盖目标，是当地的四大高排放行业——钢铁、陶瓷、电力、水泥，这是由其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
但这些不同地区，都具有对碳交易特别是总量目标限制经济增长的担忧。
一位地方发改委官员一语道破个中心事：“地方需要经济增量，也就是碳排放增量。”
天津科技大学能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振清教授说：“天津发展速度很快，有大量工程在上马，排放增量比北京、上海要大。”他表示：限制排放总量目标，“不能影响招商引资，不能影响经济发展”。
而一些试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趋缓，“敢于”提出排放总量目标。但还有试点地区因为预计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很多，对于未来排放增长的空间，不希望受到严格限制。
广东发改委的鲁姓官员认为：“广东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粤北山区的经济水平在全国是最落后的，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水平在全国是最发达的”。这些都是实施总量控制、碳交易制度设计的难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中国基础情况的写照。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健认为：“发改委领导对交易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但参与主体的认识有待提高。
发改委和参与主体脱节，是一个问题。”此处提到的“参与主体”，主要指的是行业企业，它们是排放主体，却在碳排放交易的设计过程中，比较少系统的参与和发出声音。这有可能导致碳交易的出台和之后的执行，会面临来自企业的阻力。
正如天津发改委一位官员所说：“对于进一步的节能潜力，企业还是有很多顾虑的。”
此种情形之下，地方发改委置身两难境地。一位天津发改委官员表示：“主管部门持积极慎重的态度。积极引进市场交易，但也慎重面对新事物。好，则有促进作用；不好，则容易挫伤企业积极性。”
在出口加工企业集聚的广东，其担心是非常真切地的：“广东是外向型经济。劳动力价格一升高，企业马上搬迁。”
而相互比邻的上海与浙江、江苏，在制造业成本方面的竞争明显，对企业外迁的担心也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如果临近省市不在交易试点之列，则对“挤出”效应的担心更加明显，政策制定者压力很大。
由此，有的地方发改委提出：对碳交易的影响缺少量化的估计。“希望能够估计、量化碳交易的成本、碳价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