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金融：国家治理转型的交集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在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作用愈加受到重视。“生态金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作为横贯生态治理和金融治理两大领域的制度安排，“生态金融”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被寄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重望。
生态金融兼具金融生态和绿色金融的含义。从引导资本流向的角度看，生态金融被定义为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潜在成本、收益、风险、回报纳入投融资决策中，由此引导经济资源流向，促进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从金融交易的角度看，生态金融本质是生态环境权的价值的跨时空交易，即生态期权，是金融产品与市场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体现。
中国商业银行的生态金融“试水”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从事生态金融相关的业务主要含三类：一是开展节能减排项目贷款等相关传统业务。二是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务，即商业银行凭借其广泛的客户基础和交易网络，为碳交易各方提供代理服务，获取中间业务收入，有的甚至参与碳排放配额的交易，成为交易中间商。三是研发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碳基金受托管理等业务。
节能减排项目相关的贷款业务节能减排方面，早期由于我国财政能力水平有限，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缺乏大量的资金，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商业银行的支持。正因如此，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发布了《关于贯彻信贷整车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份文件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和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时，要关注能源问题和环境保护。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在进行贷款审核时，对环保部门通报的未经验收和限制淘汰类项目不得给予信贷支持，不按规定排污、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商业银行也不能发放贷款。
2013年2月，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至少每两年开展一次绿色信贷的评估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授信流程中加强环境和社会的风险管理。
碳交易中的中介服务碳交易方面，早期我国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服务主要是为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提供直接和间接融资、参与经核证的减排量（CER）的交易和提供相关的中介服务等。作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非“附件1”国家，我国可以通过参与CDM项目用温室气体减排量向发达国家出售来换取资金和技术。虽然碳排放交易体系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但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催生了各地的交易平台。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建立起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三大环境交易中心以及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长沙环境资源交易所、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等地方性的交易平台。对此，商业银行也纷纷试水，2011年，兴业银行发放国内首笔碳资产抵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开立国内首笔碳交付保函等排放权金融业务。并与上海、湖北、广东等地的交易所合作提供排放权交易和清算等服务，对外推出排放权抵押贷款、减排项目融资、CER履约担保等一揽子产品和服务。
与碳排放挂钩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还根据客户开展节能减排项目需要，以及根据客户融资、财务管理、资本运作等经营活动需要提供专业化的分析、方案设计等咨询服务。除此之外，还提供与碳排放挂钩的理财产品。2007年，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推出国内首款与二氧化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2008年，浦发银行推出国内首个《绿色信贷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旨在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和推广金融解决方案。
生态金融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促进金融手段创新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受限，土地财政收缩。所以，资金来源成为目前制约水治理、土壤修复的一大瓶颈。生态金融是一种创新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城镇化生态建设中资金瓶颈的难题，切实解决用钱的燃眉之急，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当前所构筑的生态建设的金融改革方案和制度方案有很多，比如发行生态建设债券与生态基金，建立生态环保银行或金融机构等。特别是当前“互联网+”概念的兴起，生态众筹、私募等模式成为生态金融的重要形式。通过在金融产品和工具上的创新，带动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可行的方案达到资源配置的作用。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生态金融的决策基于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可以实现资源分配的最佳效果。通过金融资源对产业和企业的选择，对经济转型和产业调整发挥引导、淘汰和控制的作用，有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发展生态金融，可以在资源配置中通过支持什么，鼓励什么，优惠什么，便利什么，限制什么来支持生态经济发展的要求。生态金融可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绿色信贷、绿色担保、生态信托、环境保险、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多种金融工具，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提供与生态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供给，积极发展生态经济。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一方面，将生态观念真正引入金融领域，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改善环境的金融增长模式；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提高全社会对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水平，改变片面追求GDP而忽视环境、生态与资源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科学发展。
发展生态金融最大难处是什么环境权利的明确，是发展生态金融的出发点。推进生态金融，就是推进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进程，而环境资源具有权属不清的基本特征，生态金融发展路径的出发点必须是明晰的产权界定，亦即环境权界定。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环境权利如何界定就成为生态金融的重要前提，也是最大的障碍。生态金融需要对环境价值进行正确的评估，而环境权利的界定对价值的评估影响又非常显著。
所以，除了建立市场交易规则，政府可能还要充当“做市商”。因为环境权本身可能相当复杂，导致市场交易不活跃或人们对未来难以预期。政府的干预或直接参与能够活跃市场，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参与的要点不再是通过补贴提高环境投资的收益，而是通过提供信息或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强化环境监管等手段促进生态金融风险的控制。
发展生态金融的路径与措施生态金融牵涉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甚至广大居民共同参与、协调合作。所以，生态金融的体制、机制构建显得尤为重要，既要在传统金融服务中注入更多生态金融的理念和做法，也要着眼于长远发展，制定生态金融发展的科学规划。
由于政府很难满足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方面的人、财、物投入需求，但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子孙万代，必须尽早、尽快、尽可能好地实施，为此必然要求发挥生态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实施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为资源环境、生态建设等领域引入更多资本，将最新、最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和生态治理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中，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而发展民间公益生态金融业成为政府之外另一条路径。通过鼓励企业家捐资，创新生态金融服务，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为生态建设资金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形成“增排有成本，减排有鼓励，减排投融资有回报”的市场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市场化的减排机制，推动国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发展。在政策层面，则需要继续完善限制性的金融政策，严格控制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资金投入，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正向激励金融政策，更好地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发展。
面追求GDP而忽视环境、生态与资源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科学发展。
摘编自《国家治理》201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