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费改税”促进企业减少排放
税务和环保部门的配合也是重中之重。可通过调动双方互相辅助的积极性，强化税务和环保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同时，要明确双主体的法律责任，当出现纳税争议时，纳税人可以寻求有效的法律帮助，以及主体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仅有法律手段是不够的，如果只有执法手段，而缺少相关方面的人才，也很难保障执法准确。
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有望于今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有望年
税务和环保部门的配合也是重中之重。可通过调动双方互相辅助的积极性，强化税务和环保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同时，要明确双主体的法律责任，当出现纳税争议时，纳税人可以寻求有效的法律帮助，以及主体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仅有法律手段是不够的，如果只有执法手段，而缺少相关方面的人才，也很难保障执法准确。不仅如此，相关法律法规要想落地生根，群众的参与也必不可少。由于群众对环境的感受非常真实，可以对执法部门、检查部门等提供很多信息。
欧美各国依靠环保税维护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税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最先提出的，他的观点已经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接受。欧美各国的环保政策逐渐减少直接干预手段的运用，越来越多地采用生态税、绿色环保税等多种特指税种来维护生态环境，针对污水、废气、噪音和废弃物等突出的“显性污染”进行强制征税。荷兰是征收环境保护税比较早的国家，为环境保护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水污染税等，其税收政策已为不少发达国家研究和借鉴。此外，1984年意大利开征了废物回收费用，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废物垃圾的资金来源，法国开征森林砍伐税，欧盟开征了碳税。上述国家实施的这些环境税收手段，不仅加强了环保工作的力度，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芬兰全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60万吨减少到几万吨；美国多年来坚持利用环保税收政策，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虽然汽车数量不断增加，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比70年代减少了80％，空气质量得到很大的改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税收措施，但比较零散且在整个税收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无法充分起到调节作用，也无法满足环境保护所需资金。现行消费税虽然对某些污染产品、高能耗消费品及不能再生和替代的资源性消费品进行征收，但主要政策目标仍是控制和调节奢侈消费行为，强调财政作用，其环保意义不大。
环保税标志着“费改税”以立法形式确认
近年来，迫于严峻的环境形势，环境治理正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向多元化手段并用看齐。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直到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终于公布了《意见稿》，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的税额分别为1．2元和1．4元，固体废物每吨税额从5元到30元不等。与此同时，环保税很有可能会设计成中央地方分享税，其中大部分有望留给地方。
可以说，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费改税”将以立法形式确认固化。而“费改税”之后，征税范围、税率是税制设计中最受关注的核心
不过，尽管《意见稿》中规定的环保税税额标准与现行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基本一致，但税率只设置了“下限”而没有设置“上限”，将上限授权给地方政府，这种方式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省级人民政府可以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在规定的税额标准上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并报国务院备案。环保税与环境相关税收的最大区别是征收范围更广，实行之后可以拓宽环保资金筹措渠道，建立长效、稳定的环保资金筹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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