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碳指标来赚钱成“中国好生意”
徐良的两部手机最近都成了热线，作为一家新能源开发和节能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赚钱门道已经不局限在依靠新能源系统进行的制冷和供暖服务。
最近几年，徐良靠销售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下称“碳指标”）赚到的钱，已经给公司带来接近1/4的不菲收入。徐良也从来没有想过，还可以靠销售碳指标赚钱。
徐良所在的公司目前主要参与CDM交易，CDM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项下的一个机制，国内称为“清洁发展机制”，是得到国际公认的碳交易机制。发达国家通过购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来完成发达国家自己的减排责任。中国是CDM项目开发数量最多的国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类CDM项目占比最大。
徐良看到欧盟减排需求指标较大，就把碳指标打包卖给欧盟和日本。他做的节能减排项目大小不一，有的是几百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有的一个项目就有10万吨的减排量。这样大小项目打包出售，就可以获得很大一块收益。“交易价格也是有波动的。买方不同，价格也有区别。一般每吨达到10-20欧元。与欧盟之间的交易，是通过第三方实现的，并不与直接用户直接打交道。由欧盟指定的金融机构完成这项工作。”徐良说。
虽然销售碳指标赚来的钱已经不少了，但让徐良有点困惑的是，他不知道怎么把这笔收入入账，因为财务制度上并没有明确规定。
生意
碳指标的买卖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对新能源公司来说几乎更是轻车熟路。
徐良所在的公司进入新能源领域相对较早，2006年就开始涉足相关业务，但是公司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革。如今他们的技术模式采取海水、河水或者污水给城市做供暖和制冷系统，代替燃煤锅炉。按照各地政府给划定的范围，建设新能源系统。
在多个城市同时运行的多个项目做下来，标煤和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就节省下来，比如平时100万平米需要3万吨标煤，排放5000吨二氧化碳。采取海水或者污水替代燃煤之后，节省出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就可以拿去交易，而标煤指标可以享受国家相关政策补贴，双重收益。
徐良调侃，公司相当于给政府建立了一条节能减排的高速公路，正常的收益是按照政府定价收取热费和冷费获取回报。而海水、河水、污水等成为燃煤的替代品后，获得的碳指标交易所得，相当于公路两旁的“广告收费”。
据易碳家了解到，这些碳指标需要找到买家才能变成真金白银。
虽然最初徐良主要是靠参与联合国的CDM交易来获利，但最近，徐良发现CDM项目已经变得很少，他得到的消息是目前欧盟对于CDM的要求有所改变，已经开始转向非洲购买。价格也有所下降，前几年最高时卖到每吨20欧元，而去年则平均每吨在10欧元左右。
他开始考虑转战国内，参与中国企业在环境交易所进行的碳排放权交易。
各地政府正在降低燃煤项目，以减少当地雾霾，徐良的业务由于采用新能源代替燃煤锅炉、符合国家环保政策要求，而获得了很多政府部门的支持。作为市政公用项目，徐良往返于很多城市的发改委、建委、环保等部门，在各地政府同意做这些项目、与政府签订协议之后，政府把周边项目划定给他们做供暖和制冷系统，大的项目多达400-500万平米。
不断接单政府节能减排项目，收取冷热费，成为徐良的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加上节约的标煤获得国家政策补贴和减排的二氧化碳参与碳指标交易，又有了衍生的副产品收入。
提到这些，徐良颇有些得意，他说公司2013年各地项目的减排量合计就有200万吨左右。有些项目是有3-4年的建设周期，所以每年减排数量都不一样。今年因为有新项目，预计减排要超过200万吨。他说，卖掉这些减排指标获得的收益大约占总收入的20-25%。
唯一让他感到烦恼的是，卖掉碳减排指标所获得的收益，究竟属于会计科目中的哪一项，“各企业内部的财务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企业把这笔收入，算作无形资产，甚至也有的企业直接写成政府补助”。
市场
尽管和政府补助有着很大的差别，碳指标的交易还是在政府支持下迅速膨胀，
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碳排放权交易7个试点城市中，虽然最早开始的是深圳，但北京发展迅速，徐良等参与人的生意给这里专事碳排放指标交易的机构带来了财源。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就是其中一家。在今年5月到7月，这里的碳指标交易接近沸点，5月份日均达到上千吨，6月至7月，最高的一天交易量竟然突破10万吨。半个月前，北京环境交易所对外宣布，北京市碳排放权电子交易平台开市以来累计成交量达到202.2万吨，成交额突破了亿元大关。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阳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近期统计的在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的200多万吨、价值亿元的碳排放权交易总量看，有的企业花几万元购买指标，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企业，由于配额严重不足，甚至要花费上百万元购买碳排放权指标。“这种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带给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企业通过节能减排，节省出配额，进行市场化交易，可以从中获取收益。而对于有些节能减排做得不好的企业，就只能通过购买配额才能进行排放，从而增加了企业成本。”王阳说。
由于今年5月到7月间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第一个履约期，企业要把与上一年度实际排放相等量的配额准备充足，提交给政府执行；如果有企业存在配额不足的情况，就要在这段时间买足配额。所以市场的旺盛需求带来了碳交易权价格从每吨50多元涨至每吨近80元。
显然，对徐良来说，这里的碳指标买卖比欧盟更赚钱。
不过，在他看来，国内碳排放交易的推进速度相比国外还是比较慢，关键还是国内缺少强制性措施。“比如对于排放大户，没有排放指标却超排的部分，必须要有高额度罚款，就会倒逼这些企业参与交易购买指标。”徐良说。
据易碳家了解到，这样的严厉措施对国家环境改善有益，于徐良的生意也大有好处，他预计随着国家监管措施的日益严厉，未来碳排放权交易会有大幅上升。他说，企业要承担比较大的代价才能排放，才能有效遏制污染源，“要么减排，要么购买排放指标，这是趋势，国外也是这样做的”。
当然，挤进这个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目前北京环境交易所参与交易的双方，还是以北京辖区内有强制控排要求的重点排放单位为主，需要的条件是年碳排放量已经在1万吨以上，他们要以履约机构的身份交易，大约有500家左右，其中一些有配额富余的控排企业，会出售部分配额给超排的企业。
按照王阳的说法，北京环境交易所还希望吸引一些以投资机构身份开户进行配额买卖的企业，这类机构不局限于北京地区。目前这类企业数量还不是很多，只有数十家。
徐良积攒的碳指标，能不能在全国各地都找到买家，这并不取决于他自己。现在全国只有7个城市开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虽然这是发展趋势，很多城市都想尝试成立交易平台，但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批准后才能作为试点，因此，他还需要耐心等待。
（应采访者要求，徐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