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税是什么?基本定义是?庇古税的难点在哪里?庇古税的作用有哪些?庇古税的意义何在?庇古税与碳交易指的是什么?

　　庇古税是什么?基本定义是?

　　庇古税是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两者相等。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 Arthur Cecil,1877—1959)最先提出，这种税被称为“庇古税”。

　　环境税可溯源到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所提出的庇古税(Pigovian tax)。

　　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因此，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纠正外在性的方法也称为“庇古税”方案。

　　在科斯条件(Coase)下，庇古税本身将造成资源配置失调。

　　庇古税的难点在哪里?

　　庇古税的实施难点在于，它的理想化动作，必须以税收t等于社会最优产出点上的边际外部成本为前提，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了解污染损失的准确货币值。但这很困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污染的影响不仅具有多样性、流动性、间接性和滞后性，而且限于人类的认知水平，还具不确定性，而有的损失很难用货币来表示，譬如说物种的灭绝。因此，在实践中，庇古税缺乏可行性。一个变通办法是，通过设定环境标准来替代理论上的最佳点，并以此为目标来设计税率。现实中的污染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思路。事实上，只要对污染行为征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庇古税的作用，虽然税负不能完全等同于理论上的理想水平，但若实际税负与之越接近，则作用越明显。

　　庇古税的作用有哪些?

　　庇古税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能够导致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水平。污染者权衡保持污染水平所支付的税收和减少污染少交税所获收益，控制成本小于税率，则污染减少，直到二者相等时，达到污染最优水平。这有动态和静态两方面的优势：首先在静态条件下，因为只要有污染就会被征税，企业出于少交税的目的也要控污;其次在动态方面，若税率不变，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对未来税收的支付，庇古税这种提供进﹁步减少污染的动态效率与静态效率一起被认为是与其他方式相比的主要特点。

　　庇古税对外部的不经济有矫正性的功效。它通过税收的方式对生产和消费中的外部成本进行矫正。使产量和价格在效率的标准上达到均衡，矫正的边际私人成本，使企业认识到在社会层面上的成本。所以又名“矫正性税收”。而作为矫正性税收的另一角度的优势在于，它很好的避免了税收的扭曲性效应。比如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时，人们会以闲暇替代，有奖懒罚勤的副作用，相反，庇古税正是对外部不经济调整为经济，是修正性的，在初衷上就避免了扭曲效应。

　　在实践中，征收环境税、提供补贴、发放污染许可证、收取押金都是间接控制方法。征收环境税与提供补贴相比，是阻止而不是鼓励资源流入污染严重的企业;无需确定污染的基准点，只需确定单位排放量的税金就够了;可附带得到一笔财政收入。征收环境税与发售许可证相比，许可征的发售有膨胀的可能，存在炒买炒卖的投机性。征收环境税与收取押金相比，收取押金的操作相当麻烦，且只能限于很小的范围内。由此可见，征收环境税的确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保护手段。

　　庇古税的意义何在?

　　庇古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古典教科书的方式，属于直接环境税。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危害来确定纳税义务，所以是一种从量税。庇古税的单位税额，应该根据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均衡点来确定，这时对污染排放的税率就处于最佳水平。

　　庇古税的意义在于：首先，通过对污染产品征税，使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转化为生产污染产品的内在税收成本，从而降低私人的边际净收益并由此来决定其最终产量.其次，由于征税提高污染产品成本，降低了私人净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了产量，减少了污染。第三，庇古税作为一种污染税，虽然是以调节为目的的，但毕竟能提供一部分税收收入，可专项用于环保事业。即使作为一般税收收入，也可以相应减轻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压力。第四，庇古税会引导生产者不断寻求清洁技术.。

　　庇古税与碳交易指的是什么?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本周五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动。9时30分，首笔碳交易撮合成功，价格为每吨52.78元(人民币，下同)，交易额为790万元，象征着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正式上线。在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如何高效地完成污染治理一直困扰着人类。是由政府征税还是交给市场博弈?这是一个被反复探讨过的问题。

　　1920年，剑桥学派创始人庇古在其撰写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一则经典案例：在铁路沿线分布由很多村庄，当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花可能会对周围的树木或农作物造成损害，而农民很难获得火车公司补偿。庇古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政府对火车公司征收补偿性税收，让其承担应有的代价。也因此，后世也将环境污染税称作“庇古税”。芬兰在1990年最早开始征收碳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

　　但“庇古税”的有效性也广受学界质疑，其中最为知名的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科斯。科斯的主张是只要明确产权，市场自由交易可以解决问题，而无需政府干涉。在“火车案例”中，只要明确农作物的产权，农民就能与火车公司协商，最终二者可以达成交易。或是农民将土地出租给火车公司用于“排污”;或是火车公司考虑到租金太贵而改进内燃机技术，解决火花喷洒的问题。后来，科斯将这一探讨经济外部性的主张写入了《社会成本问题》。

　　在目前各国建立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中，大家将二氧化碳视作一种私人商品进行交易，企业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应有的成本。企业多排放多购买，多支付排放成本。但我们清醒意识到的是，全球极端环保主义可能会增加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尼古拉斯.斯特恩发布的《斯特恩报告》预测，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度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 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

　　也因此，我们绝对不能一味拒绝碳排放，而是经过市场博弈抑制污染性需求，从而实现真正的“碳中和”。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污染者没有为其排放付出应有的代价。碳排放交易市场正是试图通过价格机制的构建，调节“农民”与“火车公司”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