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吗？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绿色技术进步不仅能解决碳排放问题，它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设备、制造业环节具有显著优势，预计10年、20年后，中国可能变为世界能源“出口”国，出口的不是石油、煤炭，而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清洁发电设备。
碳达峰碳中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影响进行分类，本质上已经涉及经济的产业结构问题。换句话说，碳达峰碳中和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么一说，大家马上会想到，碳达峰碳中和对碳排放高的行业或产业的影响，是限制性甚至是禁止性的。换言之，对高能耗、碳排放高的行业或产业的影响是不利的。 国家层面的文件中经常见到的话是：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增产能; 与此同时，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我国将努力保持制造业比重的基本稳定，降低钢铁、有色、石化、化工、造纸、水泥等传统行业的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
于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举。 一个阶段以来，央视的新闻联播经常报道，某个省份集中开工了多少项目，某个省份某个省份集中开工了多少多少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一方面解决了“投资需求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在项目建成投产后，增加能耗或碳排放也不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碳达峰碳中和对碳排放低的行业或产业的影响，是有利的，是鼓励性、支持性或激励性;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高端装备等发展潜力巨大。
实现我国繁荣富强民主美丽现代化的目标，“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现产业基础现代化，包括元器件、原材料、装备、工艺等方面的现代化，而这些方面正是我国工业发展的“短腿”，主要装备基本都要进口。 这些年，国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发展这些“产业基础现代化”的项目也是受到鼓励的。我们需要做的是： 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发展全领域、工业生产全过程、企业管理各环节、居民生活全方位。
完善绿色低碳采购标准和制度，综合考虑设计、采购、生产、包装、物流、销售、回收利用等环节，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开展重点企业节能减污降碳行动，发展绿色园区和示范工厂，培育示范意义强、特色鲜明的“零”碳排放低碳园区。 迈向“资源集约利用、污染物减排、环境影响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之路。
综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2021年3月15日第九次会议的提法，是“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碳达峰碳中和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塑，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基于绿色溢价的碳中和路径
所谓“绿色溢价”，是由比尔·盖茨在《怎样避免气候灾难》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并非争议碳危害的大小，而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着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减少碳排放。相对于碳价估算，“绿色溢价”框架有如下三个优势。
一是在政策含义方面，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整个经济的转型过程。所谓碳交易市场形成碳价格，是绿色溢价角度实现碳中和措施的一部分。如果降低绿色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可能较大。理想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这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创新，对经济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能够带来发展新机遇。
二是绿色溢价由近及远，更具有实操性。碳价估算由远及近，把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在长远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确定的情形下，关键问题已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有效、低成本实现目标。绿色溢价由近及远，衡量现状，以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能够带来更多具有实操性的政策启示。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还可以帮助判断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三是绿色溢价可以兼顾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全国整体绿色溢价已从2015年的92%下降至2021年的35%，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支撑。相比于碳价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还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不同，各行业绿色溢价不同，甚至差异很大。我们对排放合计占比达全国总排放88%的八个重点排放行业进行测算，其中非乘用车交运以及建材行业的绿色溢价分别是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能源高1~2倍。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大约仅为3%~17%。绿色溢价能够刻画行业技术成熟度，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碳中和政策。
碳中和下的四大挑战
一是平衡短期和长期。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欧洲是71年，美国是45年。在短时间内实现绿色转型目标，难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影响，平衡短期和长期是重要的宏观政策问题。短期过于刚性的排放目标约束固然有助于促进减排，但也容易诱发滞胀。具体而言，碳价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成本上升，在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类似于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滞胀的特征，将带来物价上升，对GDP增长有负面影响。
中长期看，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并非需要将所有的转型压力集中在短期消化，应更多考虑中长期的长效机制。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的当下，尤其应该谨慎对待直接限产、关停等供给冲击较强的措施，更多地考虑社会成本更小、更有效率的方式。例如，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通过加大低碳、零碳产能投资推动高碳产能置换，严格控制新增高碳产能投资等。统筹兼顾的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将碳达峰的峰值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避免过于刚性的供给约束，有助于改善供给弹性、兼顾经济增长与减排。
二是平衡全局和局部。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同时排放二氧化碳与污染物，因此从总量来看碳减排通常也有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二氧化碳的外部性是全局的，影响整个地球的气温变化，进而影响全人类的福利;污染物的外部性通常是局部的，一个区域的污染物排放主要影响该区域本身(尽管存在跨界污染，但其外部性也会随距离的增加大大减弱)。
因此，当某一区域通过排放权交易大量增加碳排放量时，跟随碳排放转移的污染物很可能会对该区域的环境造成较大冲击。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对化石能源依赖很强，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导致碳排放向北方集中，北方的空气污染问题有可能加剧。
三是平衡效率和公平。碳中和意味着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一些高碳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替代，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火电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产出会下降，清洁/可再生能源及相关部门的产出则会上升。因此，碳中和本质上是一种卡尔多改进，可能会造成新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份的经济活动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较高，未来几十年这些高碳省份可能会经历痛苦的绿色转型，高碳行业的工人存在失业风险。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对中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大。需要公共政策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补贴或补助，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就业，在生产端提供其他可替代的就业机会。
四是国际分歧与协作。要纠正气候问题的全球外部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应对。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利率高的发展中国家碳价应低一些，利率低的发达国家碳价应该高些，因此发达经济体若要求发展中经济体碳价格与其一致，是不合理的。但如果想通过碳价有效抑制碳排放，又要求统一碳价。在一国内部，这个矛盾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但国家间没有财政转移支付，且经济运行机制、实现碳减排的手段、方法、路径不同，国际协作面临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