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碳排放的阶段性特征有哪些？

　　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力量中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多次提出自主减排承诺，并落实到行动上，为世界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为不发达国家谋取发展的权利和空间，赢得了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赞誉。

中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占比约7-8%，但仍不容忽视

　　根据OECD数据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碳排放总量与结构占比存在较大差异。从总量的横向对比来看，中国作为第一农业大国，农业碳排量始终高于欧美，但由于本世纪初，中国碳排总量陡峭爬升，农业碳排放占中国总排放的比例出现了明显下降，随后一直保持在 7%-8%的水平上。

　　虽然从总体上看农业碳排在中国的占比不算高，但随着“2060 碳中和”目标的逐步推进，农业部门必须在减排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农业的减排至少还面临着畜牧业导致的大量有害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导致消耗的农副产品较多，化肥替代技术尚不成熟等问题，因此农业带来的碳排放量仍然值得关注。同时，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统计，农业用地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超过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相当于每年产生150亿吨的二氧化碳。

　　总的来讲，多方数据表明，减少农业碳排放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全球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碳减排，美国在2002年就成立了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协作机构(CASMGG)。中国科技部2007年就已经启动了一个特别行动计划，该计划强调，农业和土地利用是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可行的途径。

　　农业碳排放的行业或者环节主要有哪些?根据公开资料报道，农业的温室气体产生的前四大来源主要是畜牧业及其肥料使用、农业用地、作物燃烧及毁林。但是，长期的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带来了农业各环节不同类型污染的排放，在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着碳排放。

对于农业碳排放，核算方法有哪些?

　　农业农村领域覆盖广泛，其既包括农业生产各大行业，也包括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李景明看来，“可以说每个环节都存在碳排放的问题。”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包括稻田甲烷排放、反刍动物肠道甲烷排放、农用化学投入品(化肥、农药、农膜等)过量施用造成碳排放，以及农业废弃物形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等。”李景明介绍说，按照我国2014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第5次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农业活动碳排放量为8.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当年全国碳排放总量的7.4%。

　　尽管从总体数字上来看，农业活动碳排放所占比例似乎并不高。但实际上，农业生产领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占比仍然较大，分别占全国甲烷和氧化亚氮总量的41%和59%;此外，据权威机构测算，我国当年农机渔船等生产用能以及农村生活用能超过3亿吨标煤，折合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碳当量排放量基本相当。

　　“而由于职能部门的交叉，诸如农业农村领域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使用及农村住宅建筑节能等，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容小觑，另一方面，其带来的碳汇也大有潜力。

　　李景明对此深有感悟，他指出，由于农业农村领域的特殊性，它既有多种温室气体排放的碳源，同时也存在把大气中二氧化碳收集和储存的能力，形成工业和城市领域根本无法比拟的碳汇源。

　　我们该如何理解碳源与碳汇的关系?李景明向记者举例说，比如畜禽粪污，其在随意排放或简单堆肥的传统做法下，会产生大量的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但是如果将其全量收集，进行厌氧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则不仅可以生产清洁的沼气替代化石燃料，且产生的沼渣沼液作为稳定优质高效的有机肥再返回到农田里，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传统“农家肥”生产与施用时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

　　“在采取科学合理的原料收集和资源化利用措施后，原来农业领域的碳源排放可以大规模的降低，原本的碳源还可以转变为碳汇，可谓一举两得甚至是一举多得。

中国农业碳排放的阶段性特征

　　农业碳排放总体呈上升趋势，1961年农业碳排放总量为2.49亿吨，到2016年达到8.85亿吨后略有下降，2018年为8.7亿吨。从总量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较明显的阶段，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程有较高的契合度(见图1，下页)。

　　第一阶段：1961—1978年，农业碳排放量平稳增长。这一阶段现代化农业投入(如化肥、农药、农机等)还未大量使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大规模开始，中国农业总体还是沿袭“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碳排放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开垦面积和开垦强度的上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化肥用量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上升，1978年达到884万吨，粮食产量首次达到3亿吨。

　　第二阶段：1979—1996年，农业碳排放量快速增長。这一阶段中国农业发展迎来了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农业生产潜力得到极大释放。一方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大集体生产方式，分权使生产积极性提高，从而导致农业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等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早期特征[7-8]，这些技术在带来劳动力节约、生产率提高和农业产出大幅度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碳排放速度加快。1979—1985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探索初期，农业碳排放的增长态势已经超过此前阶段; 1986年，各项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碳排放增长的态势进一步加速。为了让耕地获得更好的光照和防止肥力外溢，农户常常减少和限制耕地周围的植被;为了节约成本并减少对化肥的依赖，部分农户将秸秆等收割残留物就地焚烧，农户规模性、粗放式牲畜养殖导致了大量甲烷排放;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农民加大了对化肥农药等物资投入及农机使用量，增加了柴油等能源等需求。1995年化肥使用量、农业机械和电力使用量迅速提高，三者分别达到1978年水平的4倍、3倍和7倍，粮食产量也在1996年首次突破5亿吨。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农业碳排放趋于平稳达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红利逐步减弱，高强度的化学投入边际效益开始下降，随之而来的是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加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无论是农户家庭层面还是政府层面，都开始对农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进行反思。就农户层面而言，农民通过外出务工获得更高回报的收入，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农民的务农积极性不高，一度出现粮食产量连年下滑，甚至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粮食危机。直至2004年中央出台新世纪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到2006年全面取消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并加大对农民的各类补贴力度，粮食生产积极性才有所恢复。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开始反思过度依赖化学投入品带来的粮食增产的不可持续性，从2015年开始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计划等一系列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举措，有效地遏制了化学投入品的增长势头，并显著提高了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水平[9]。从碳排放总量来看，2016年农业总排放量达到8.85亿吨之后，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至2018年为8.7亿吨。2019年、2020年的农业碳排放数据虽未获得，但是从化肥农藥等投入品持续减量、秸秆粪便等废弃物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来看，如果中国农业继续保持目前绿色转型的势头，一定程度上将趋近碳排放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