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十四五”以及更长远的时期来看，各类减排政策工具应该如何协调来发挥作用？如何更好地提高政策的协同效应？
现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节能减排方面已经有了多种的政策安排，在未来“十四五”以及更长远的时期来看，各类的政策工具应该如何协调来发挥作用？如何更好地提高政策的协同效应？
邹骥
中国依然还是一个以煤为主的国家，加上煤炭、油气（特别是油），这两项占到中国能源结构的70%~80%，它们的使用会形成常规污染物，像PM2.5、氮氧化物；氮氧化物作为前体物，又进一步导致光化学的反应，形成臭氧，及其他污染物、重金属等等，同时它们又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这样的同根同源、同一过程，所说就是重化工业、工业的使用过程和发电过程，另外还有散煤使用的过程。这是由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所决定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协同的基本依据，就是在处理这些不同污染物的时候，不能由于政府的职能不一样，政策目标不一样，将其进行分割，要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综合优化地做出技术选择、管理选择、信息和数据共享的选择，这是在排放物层面上对常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以及其它问题上的协同。
更深层的，更大范围的协同就是环境目标，特别是空气质量目标、温室气体的目标，与能源安全的目标、能源结构优化的目标要协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协同，在于环境目标和经济发展增长目标的协同。不同层面的协同，要求政府在管理职能上要加强协同；在知识、信息、数据的共享上加强协同；在技术设计、技术创新上加强协同；在市场的激励机制上加强协同。
莱昂•克拉克
如邹骥所说，我们需要得到这样的协同，以及协同的增效。碳中和的目标与相应的达峰目标实际上是各个政府部门和整个国家的目标。另外像空气的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金融的体系，还有包括技术以及投资等等，这些方面都相互关联，在走向碳中和的过程中，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在更宽泛的目标上也是如此。
这些挑战也非中国独有的。事实上，如何能够将这个碳的减排和目标相互协同，其实也回到这次会议的最早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定义什么是增长，如何书写新的增长故事。通过这些宽泛的定义和视角，才能够产生能激发跨部委、跨机构、跨社会阶层的行动要素。新的增长故事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角度去激发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如此。